浅谈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道德建设

在陈仓区图书馆珍藏着一本由邑人杨必栋主编的油印简装《最近宝鸡乡土志》，其扉页赫然印有一幅“蒋主席肖像”，肖像两边配有标语：抗战虽曰成功，建国仍需努力。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就提出了抗战与建国并行的方针，并施行了一整套加强道德建设的“核心价值观”。一、抗战时期强化道德建设的缘由抗战时期，以蒋介石为领导核心的国民党推行的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四维”、“八德”。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维和八德并非抗战时期独创，而是对传统道德的总结，国民党入党誓词中就有诸如“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这样的道德约束标准。蒋介石认为，救国的道德不必外求，“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是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国民党提出的道德观其核心便是“忠、孝、仁、爱”，其中仁爱为中心，忠孝为根本。即要求国民对国家、对民族，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尤其是对于领袖要“尽忠”、“行孝”。此外，蒋介石认为“惟有至诚，始可以无妄而达于真知。惟有至诚，始可以不息而见诸力行”。“诚”和“信义”也成为蒋介石所推崇的道德规范之一。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所推行的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完全沿袭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观。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认为，中国所以遭受侵略，是由于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所以几十年弄得人欲横流，四维灭绝”。基于这样的认识，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便想以儒家伦理本位文化教育国民，并把它解释为三民主义的精髓，作为抗战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各政党和各派力量在抗战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如何抗战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许多主张抗日的党派和爱国民众，对国民党一党专制政策非常不满。对此，国民党当局做了一些积极的改良，但蒋介石提出“政治之统一，较政治之自由为急”，政府对人民之自由虽然要予以尊重，但“同时也必加以约束使得自由于一定限度之中”。这样一来，在法律框架内打压民主就必须配套以道德约束，成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施政方针之一。抗战初期，中国国力孱弱，国内生产总值仅十亿美元，是日本的六分之一，军队机械化、后方物资储备远逊于敌酋，“以精神弥其缺憾，则抵抗力量便会与时俱进，本实既具，体用并备，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国民党蒋介石自认“负救国建国之重大使命”，全国人民只有将其意志及行动统一于国民党的意志和领导之下方能实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利用封建道德的教化来控制民心，束缚人民的思想成为蒋氏的手段之一。蒋介石著名的庐山抗战声明中，“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也无不渗透着传统的爱国、忠君、民族大义等道德思想观。二、国民党推行新道德规范的主要方式蒋介石提出、蒋夫人宋美龄负责推行的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是推行道德建设的重要主题实践活动。1937年，蒋介石在《建国运动》的演说中提出，建国工作要从精神、物质、行动三个要素上面加以推进。在精神方面，要推行新生活运动。“其目的，在转移风气，发展德性”，“以礼、义、廉、耻的规律，生之于日常生活之中”。由此引申了三化运动，即“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三化规定严格，“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提倡冷水洗浴”等就是三化中的条款。“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活动的进步意义十分明显。新生活运动最早开始于1934年，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知识道德”，“使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过一种礼义廉耻的生活”。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继续推行新生活运动，并把这一运动同“雪耻复仇”、为抗战服务结合起来。但其主旨仍是作为社会建设的基本运动，并通过新生活运动组织的各种活动，塑造国民的精神意识，加强国民的道德修养。由此可见“礼义廉耻”正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思想。蒋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运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939年蒋介石提出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同年成立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亲自担任会长，并以中央名义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国民公约誓词》。《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提出三大目标：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为了实现上述三大目标，《纲领》还提出了国民必须具有共同的心理取向，即要有统一的“救国之道德”，“树立建国之信仰”和“进行精神之改造”。从《纲领》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到，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实为战时国民党进行道德建设的重要形式。强化国民党自身建设。国民党内部一向派系林立，纪律松弛，冲突不断。特别是联合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要“担起抗战的领导责任”，自身建设即成为蒋介石政府重要事务。抗战伊始，蒋介石开始强调党内的整训。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党务报告决议案”中提出：“凡我同志应首先坚定其信仰，振奋其志气，发皇党魂，砥砺党德，光大党史，维护党纪，以充实凝固本党之精神”。会议期间，蒋介石还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所谓党魂就是三民主义，所谓党德就是“八德”。蒋介石深知党内腐败的严重性及人民对他们的不满和贬斥，也深知这种状况的危险性，迫切需要整顿。而整顿办法，无外乎选择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对国民党各级干部进行训练。国民党党内进行的这种整训，是其推行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推动全社会道德修养的提升。以组织手段推进道德体系建设。蒋介石深知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构成及基层乡、村、保甲对巩固政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认识到乡绅对民间教化的推动作用。故而蒋氏便借助乡、村、保甲体系，以及五四运动后出现的新式学堂推行其核心道德。其次，利用日益庞大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对青年进行教育和培养。三是在各级教育行政机关设立机构，即督导教育，又赋予整肃风气职能，树立社会的共同道德标准。宝鸡县在1938年成立的民众教育馆当属顺应政府号召之为。三、新道德建设推行之效果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推行道德修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新生活运动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运动的开展，推动了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实际工作，如发起节约献金运动，在海内外筹集了一大笔抗战经费；组织医疗队、慰问组、战地服务团等为前线后方服务；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唤起民众同仇敌忾，确立胜利信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虽说抗战时期对中华民族来说是灾难深重的黑暗时期，但是对刚脱离封建统治积弱积贫的旧中国，像一剂良药为民众带来清新的风气。建设于1937年的虢镇中山公园，即是新生活运动的产物，1942年，宝鸡县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专门机构以推动该项运动。新生活运动为民国时期创立了各种各样的节日。《宝鸡最近乡土志》里记载，民国时期的节日种类繁多竟有三十个之多，而农民节、空军节、禁烟纪念日、父亲节、商人节、医师节等节日的设立，无不彰显新生活运动的痕迹。蒋介石推进道德建设产生了一定成果，但距离他制定的目标相去甚远。蒋介石曾指责说：“大多数青年对于我们建国最高原则的三民主义，以及我们担负革命救国责任的本党与青年团，都缺乏实际的认识，对于革命救国大业，国家、民族的前途，完全看做和自身漠不相关，甚至抱一种旁观轻蔑的态度。”蒋介石倡导新道德观初期，在国民党政府黄金十年之后，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给予保障，当举国陷入战争后，经济下行，物价暴涨，人民群众性命尚且不能自保，岂能把道德清谈当作茶饭吃，所以新道德观的推行自上而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党内道德建设并没有得到提升。蒋介石多次在国民党的会议或党政训练班上强调这个问题，但收效甚微。抗战时期以汪精卫、周佛海为代表的大批汉奸的出现，对推行道德建设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此后发生的党团之争也极大动摇了国民党的“党基”，党内道德水准每况愈下，陷于腐败的深渊不能自拔。蒋介石不无悲观的承认：我们的党现在已充满了当时所深恶痛绝的习气，一般党员，许多已成为一种官僚。官员贪腐枉法日益严重。从国民政府成立之日起，腐败和枉法就如清政府时期一样开始蔓延。到了抗日时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据统计，1944年1至11月，在粮食部破获的贪污案件就有1243起之多。1943年国民党宝鸡县党部逮捕青年会田景福、一科科长石凯福、地政处李百诗及“工合”金库负责人就是一例。可见，党政军各级官员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成为普遍而平常的事情。“党天下”加剧把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同西方的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极大的遏制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推行的道德修养。抗战时期国民党推行的道德修养所以收效甚微，首先是国民党所宣扬的道德观是落后的，是早就为人们所批判的封建的道德观，尽管忠孝仁爱等传统的道德，有其合理的成分，也属于高尚的德性。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用仁、爱规范民族意识是不适宜的。恢复所谓中国历史上“固有”的伦理精神，违背事物发展的历史规律，脱离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社会现实，不会被民众所接受自在情理之中。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期推行所谓新道德体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其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代表自身利益，置广大人民群众及一切爱国党派与身外，既不适应抗战需要，更不符合中华民族前进的要求，抗战虽然取得胜利，但推行蒋氏倡导的新道德体系却归于失败。国民党所谓的抗战建国最终演变为戡乱建国，最后以退居台湾不了了之，代之以完成建国大业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